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了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本期两会议事厅聚焦基层治理，邀请6位代表结合自身履职过程，畅谈基层治理的“角角落落”。

1月25日，在江苏省句容市崇明街道建新社区，“睦邻长”、社区干部、网格员与居民代表一起议事。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陈恢清代表：

让更多赛事活动真正回归群众

让“体育+”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一次‘厂BA’篮球锦标赛，升腾起城市烟火味，打造出全新城市文化IP。”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株洲市市长陈恢清说，“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凝聚了群众的向心力，更大大提升了城市影响力和社会治理能力。

陈恢清代表。

去年一整年，群众体育在全国各地火热开展，各类体育赛事一票难求。体育已成为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体育不仅在基层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持续需求的综合消费业态，以体育活动为中心，文、旅、体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

“通过举办厂际间篮球联赛，我们挖掘了城市的文化内核，凝聚群众的认同感。”陈恢清说，瞄准培育制造名城定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株洲厂矿企业“以球会友”的独特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株洲市重启企业篮球联赛，也唤醒了当地群众对于厂矿文化的共同记忆，实现了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发扬，达到了株洲城市IP的标定和升华效果。

去年6月至7月，厂际间篮球联赛活动期间，吸引了在株大型企业中车株机、株硬集团、北京汽车和省属企业代表湘钢集团等12家企业参赛，日均人流量约7.6万人次，最高日达26万余人次，总计超400万人次。以比赛场馆为中心设立“神农烟火巷”“神农市集”等，向外辐射形成厂际间篮球联赛夜间消费圈。通过以体育赛事活动带动文旅消费，“神农市集”吸引商户200多家，发放专场活动消费券300万元，在端午假期、暑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成为株洲旅游新亮点。

“举办厂际间篮球联赛，是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顺应居民消费差异化、多元化、品质化升级趋势而产生的想法，我们做到了立足群众观赛需求，精心组织设计比赛，才能形成全民参与、全民推广的热潮。”陈恢清说。

“在推进群众体育活动中，我们探索了基层治理规律，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陈恢清说，例如，大型活动带来的城市管理压力，以及基础配套设施仍然与群众的实际需求有差距。“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存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基层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缺乏、体育场地和设施对群众开放率不高、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与后续维护亟需加强等问题。”陈恢清说。

陈恢清表示，未来株洲将以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为抓手，持续创新社会治理，实现高质量群众体育活动与高品质生活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要让更多赛事活动下沉到群众身边、真正回归群众，发挥体育在促进群众健康、增进邻里交往、增强社区认同、助力社区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陈恢清说，株洲会以举办群众体育赛事为契机，完善基础设施，补齐短板，盘活资源，高效利用，积极推进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建设，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参与体育锻炼，享受美好健康生活。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芳洲）

庄建球代表：

以“镇域之治”助推“市域之治”

探索“微治理”，奏响平安建设“大合唱”

“学习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浦江经验’，积极探索‘三调四化五聚焦’基层治理新模式，以‘镇域之治’助推‘市域之治’。”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济源市委书记庄建球说。

庄建球代表

河南济源是愚公移山故事的发源地，这里山地、丘陵面积占88%。春意萌动，万象更新。在位于济源西南部山区的大峪镇，专职调解员们驾驶着“老崔调解车”出发了。经过“掏心窝”式的真情调解，一件邻居间的林地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老崔调解车”——这个以当地知名调解员崔宪勇命名的调解品牌，已在济源山区矛盾调解的路上“开”了近10年。去年，老崔光荣退休，他的徒弟们接过方向盘，继续在群众中“吹和风”“润春雨”。

山上有“调解车”，山下有“专家团”。在济源天坛街道，由党员、警员、调解员、律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三员两师”专业队伍，也是“闻风而动”，听说谁家有解不开的疙瘩，就主动登门造访，将矛盾纠纷及时有效防范在始发之初，解决在专业人员干预之下。

在济源，“三调四化五聚焦”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三调”，即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济源着力打造“济事清源”调解工作品牌，成立医疗纠纷、物业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10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联动规范化、常态化。2023年共受理诉前调解案件3688件，成功调解1836件、同比增长53.77%。

“四化”，即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社会化参与。济源充分发挥基层能动性，划分城市网格324个、农村网格1238个、专属网格1134个，打造了一批“小网格”“小平台”“小管家”“小服务”“小舞台”。实践证明，这些极具特色的“微治理”，在现代化治理中发挥了“大作用”。

“五聚焦”，即聚焦党建引领、人民主体、四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济源深入实施党群连心工程，全区4.9万名党员与22.4万户群众结对认亲，坚持“一网全覆盖，党员走在前，组织作后盾，群众来评判”，用好党建+网格化的“绣花针”，穿起乡村治理“千条线”。充分发挥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和智治支撑的作用，优化人防、强化物防、精化技防、推进心防，汇聚起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也遇到了政策、资金和矛盾易发不易察等困难，希望国家能够更多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探索适合本地的治理模式；能够设立专项资金，在设施、设备、人才等方面对基层予以帮扶，推动基层治理工作数字化、网格化；通过教育培训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动员能力，让更多群众参与到基层自治，及时发现化解矛盾隐患，避免小事转诉讼、民事转刑事。”庄建球表示，济源将坚持着眼于小，持续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一镇一品”“一行业一品”，加强全周期动态治理、全方位依法治理、全要素智慧治理，不断提升城乡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浩然）

吴金笔代表：

服务群众不是“机械叠加”便民服务功能

基层治理要善用“减法”和“加法”

“基层治理要做好‘减法’和‘加法’，才能更好聚人心、强基层。”在全国人大福建代表团中，有多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对于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代表来说，12年的村干部工作经历，让他对如何做好基层治理有了更多体会和认识。

吴金笔代表

吴金笔经过长期调研发现，有些地方基层治理面临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有待健全、治理中坚力量流失缺位、乡风文明有待提升等问题。比如，一些群众因为邻里纠纷、家庭琐事起了矛盾，不能及时在村里得到化解；在个别沿海乡村，老百姓把时间、精力、财力都耗在建房比阔、比拼彩礼嫁妆这些“脸面工程”上。

做好“减法”，就是运用多种资源下沉，做好基层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化解群众烦心事。

省身村在基层治理工作中，通过多方联动治理，打造村级综治中心，构建大邻里服务格局。吴金笔说，省身村以老年协会、共青团、妇联等为基点，构建多支队伍融合共治的组织体系，让村民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力，推进“村事民议、民事村了”。仅2023年，省身村社会治理中心就协同办公35次，联合调处矛盾28起。

省身村还探索建立了“红色引领办好群众事”的工作机制，将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如与市检察院共建检察官视频连线平台，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与检察官进行视频连线，开启司法救助“绿色通道”。2023年，全村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60余件、重大疑难纠纷8件。

做好“加法”，就是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做好“一老一少”等服务群众的暖心事。从养老院到长者食堂，从邻里茶话室到百姓书房，从农耕体验园到儿童游乐区，省身村整合各类便民服务设施新建的邻里中心已成为群众茶余饭后的好去处。

午餐时间，在长者食堂里，20多位老人正在用餐。记者看到，这里有不少细节体现出贴心的适老服务：餐桌进行了包边，防止老人意外磕碰，桌角有专门放置拐杖的挂钩，餐食多为清淡、易消化的家常菜，更符合老年人需求。

吴金笔说：“服务群众不是机械地将各种便民服务功能叠加，而是要真正从群众所需出发，用心用情、一村一策地做好规划设计和运营服务。”

以省身村为例，村两委结合村情实际和群众调研编制8类20项包含信访评理、文体活动、养老等服务项目清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调研提供“答卷”，向全村20余名独居老人推出邻里爱心卡，解决他们的“药紧事”和一键呼救等功能。同时，依托春节、端午、七夕等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煮长寿面、“村BA”、非遗传承、公益观影等形式多样的邻里活动。

据了解，邻里中心建成以来，省身村年均组织党员群众开展各类活动60余次，参与上万人次。“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把群众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大家平日里的邻里关系更亲近了，遇到事更能商量着来。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不断夯实，为乡村持续发展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金笔说。

“群众对基层治理不断提出新的需求，这是激励村两委不断奋斗的动力。我想让城里人也羡慕我们新农村的幸福生活。”省身村的未来图景，跃然在吴金笔的眼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弘毅）

吴惠芳代表：

以农村信用体系撬动基层社会治理

小奖牌凝聚促人向上向善大力量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但农村数字化基础薄弱，信用数据怎样获取、信用画像如何做到精准、评价结果如何运用等，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难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说，永联村正在探索打造全国首个村域数字乡村信用平台，希望为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积累经验。

吴惠芳代表

地处长江之滨的永联村由滩涂围垦而来，曾是当地最穷的滩涂小村。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永联人大力发展村办企业，村集体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实现了从穷村到强村的蝶变。2023年，永联村人均纯收入达到7.3万元，村民们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日子”。

“口袋”富起来之后，酗酒赌博、邻里矛盾增多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永联村为此专门设立“文明家庭奖”，从一开始发奖金到不断完善评比办法，村民凡是做了提倡或鼓励的事就加分，做了禁止或反对的事就扣分，年底进行排序，从高到低分别获得金、银、铜三个等级的文明家庭奖牌。

“乡村是熟人社会，人人都不想落后。”吴惠芳说，奖牌虽小，但却是促人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邻里纠纷减少了，村民关系更和谐，永联村连续六届获评全国文明村。

随着5G网络、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永联村又搭上了数字乡村建设快车。2022年8月，永联村将“文明家庭考评体系”升级为村域数字乡村信用平台，推动讲文明、守信用深度融入村民日常生活。

信用体系是个系统工程，仅靠一个村能建好吗？吴惠芳告诉记者，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永联村与多家金融机构合作，汇聚融合银行的个人金融数据、发改委信用部门的行为数据、永联村20年积累的文明数据，为每位村民描摹“信用画像”。算法模型对文明行为、金融消费活跃度和信用可信赖程度进行赋分评级，村民通过参与文明活动、积累守信行为可实现信用积分动态提升。永联村还与金融机构、周边商户合作，向村民提供对应的商品折扣、文体活动、医疗服务、信贷优惠等服务。

1分钱喝咖啡、免费看电影、获得低息贷款……试点一年多来，永联村居民信用权益核销累计已超过1万次，其中面对高信用评级用户的低息贷款“文明贷”已发放65笔，总金额达1800多万元。

信用赋能，浸润文明。在永联村，村民积极投身公共服务、做好人好事，服务时长超过5000小时的志愿者达45人。张家港市表彰的80多名终身志愿者中，永联村占到一半以上，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文明高地”。

吴惠芳感慨，建设农村信用体系，一方面助力永联村打造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另一方面让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形成知信、用信、守信的良性循环。

在吴惠芳看来，信用体系建设是农村基本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他建议，加快制定社会信用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结合乡村特点打造一整套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各地因地制宜推广实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柯高阳）

苏少洪代表：

让村务各项环节村民都能“说上话”

用好民主协商平台建设和美乡村

紧邻亚龙湾、海棠湾五星级酒店群，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的博后村是一个“五星级美丽乡村”。近年来，博后村凭借椰风野趣的民宿群迅速走红，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倚山观海品味人间烟火。

苏少洪代表

“建设和美乡村，只靠村两委干部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好民主协商平台，让全体村民都参与。”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党总支书记苏少洪态度坚定。

让“带头人”激发村民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小手推大手”倒逼“懒汉家长”整顿环境卫生、留住游客就地创业开民宿……一路走来，苏少洪和两委班子奔走于村民、游客和外地客商之间，探索出一套基层治理的“博后良策”。

十余年前，落后脏乱的博后村背靠景区却引不来游客，村干部灰心丧气，不少村民想通过“棚改”盖楼发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困难重重。

群众为什么不配合“美丽乡村”建设？苏少洪直言要从村干部自身找原因，“村干部自己都对政策一知半解，又如何能让村民理解政策，遑论形成共识推动工作”。

坚定信心再出发，苏少洪每天带头走村入户了解群众困难，拉家常、做动员。他还组建劝说小分队在村民聊天群里在线解释政策、回应疑虑。你一言我一语间，拓宽村道、整治村容卫生、安装路灯等改造行动顺利完成。

在博后村村委会楼前的公告栏上，记者看到一张2023年12月的申请书，是博后村基层协商民主议事会向村党总支提出“讨论村内夜市区域规划”的议题。

随着旅游产业发展，民宿客房和游客数量激增，现有摊位和夜市面积已无法满足需求，一些停车区域被用于经营夜市，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游客体验。议事会建议，要规范建设夜市经营和停车区域。

当地黎族群众常说“遇事环环办”，博后村事务的各项环节，村民都能“说上话”。民主的氛围延续到村级民主协商议事会，市、区等职能部门到现场旁听回应。学校合并、自来水扩供、污水处理、断头路整治……2023年，村民在议事会提出的议题一一得到解决。

得益于苏少洪带领村两委班子针对往年旅游旺季突出问题做了充分准备，今年春节假期，博后村接待游客收入达2523.45万元，4万余名游客进村过夜，民宿入住率高达94.78%，秩序井然。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苏少洪在调研时特别关注法院和检察院的相关工作。“我发现村民经常碰到土地或边界纠纷就起诉，劳民伤财，最后却解决不了，实际上很多矛盾都能在基层调解。”

为此，苏少洪提议，设立“曹操工作室”，调解员黎曹操“说到就到”，将大部分矛盾化解在基层。下一步，博后村还将设立“旅游现场法庭”，邀请律师或审判长驻村调解。

聊起博后村未来的发展，苏少洪踌躇满志。“我们要把民宿作为村集体的产业经济，成立平台公司由村民自己来管理和招商，建立长远稳定的乡村发展模式，继续鼓励本村年轻人读书学习、敢闯敢试，培养成为博后村未来的主人。”苏少洪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夏天）

李保平代表：

农村聚人气就能减轻婚恋市场“不对称”

遏制“天价彩礼”关乎基层治理

“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稳步推进，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群众生活不断向好、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部分地区存在婚丧嫁娶讲排场、重攀比的情况，由此伴生的天价彩礼问题不仅影响年轻人的婚姻幸福，加重了群众家庭负担，也不利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政治文明研究所）所长李保平表示，应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改变过时的嫁娶观念，让彩礼不再成为婚姻的“绊脚石”。

李保平代表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剑指“天价彩礼”问题，受到社会关注。李保平说，近年来一些农村矛盾纠纷的背后，屡有天价彩礼魅影作祟。天价彩礼让不少家庭深陷负债泥淖，也给夫妻双方婚后生活埋下隐患。高额的彩礼更是催生了职业婚姻掮客、婚托、骗婚等不良现象。

应如何定义天价彩礼，又该如何遏制天价彩礼？

据记者长期走访调查，不少受访群众表示可以接受合理范围内的彩礼，他们的理由包括体现自己对恋人和婚姻的重视、为新家庭提供启动资金等。

他建议，政府部门可通过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发动乡村“带头人”做示范等方式，让更多群众建立积极向上的婚姻观、嫁娶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移风易俗工作走进更多群众的心坎里。

“当前大城市婚恋市场普遍女多男少，而在广大农村则普遍呈现男多女少的趋势。”李保平表示，农村地区更容易出现天价彩礼的问题，不仅有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观念认知等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城乡“婚恋市场”的迥异现实关联密切。

李保平建议，遏制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主动作为，搭建公益数字化平台为农村青年提供更多交往、婚恋机会；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让更多青年群体愿意返回农村工作。“只要农村聚集更多人气，就能减轻婚恋市场的不对称状况。”

李保平同时提醒：“较小数额的彩礼就像穿婚纱、拍结婚照一样，作为婚姻仪式的一个‘环节’，其存在也未尝不可，但天价彩礼就异化了，会引发矛盾，不利于幸福家庭建设，这种歪风必须遏制。”

因此，李保平建议，在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时，要关注基层新变化，不断调整优化举措。“这给基层治理措施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有关部门拿出细化措施，进行针对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