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如凤凰之尾 。瓷瓶上绿色的扁豆果实饱满，紫色的花丛下一对竹鸡游憩其中，悠然自得，画面线条简洁圆润，色调丰富浓淡相宜，沉稳典雅。正是它在巴拿马盛会上一举夺魁，使古老的中国瓷器再次名扬四海。彼时， 醴陵创烧出釉下五彩瓷仅仅7年。为什么这一惊艳世人的瓷器会诞生在醴陵呢？回望来路、追根溯源，应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催开了釉下五彩瓷的独特芳华。

醴陵以瓷立城、因瓷兴盛，自汉朝开始，2000多年窑火生生不息，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陶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这一切首先得益于醴陵是瓷业发展的“风水宝地”。在醴陵，有大量的瓷泥矿以及漫山遍野的松木，制瓷原材料充足。作为湘东赣西门户，醴陵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在全国陶瓷产业版图上，它位居南北东西瓷器交汇的重要中轴线。据专家考证，晋唐后，随着周边岳州窑、长沙窑的兴盛繁荣，醴陵也进入瓷器时代。宋元时期，北方名窑南下与景德镇东来的制瓷工艺在醴陵交汇，醴陵出现大规模制瓷作坊，到明清时期瓷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清雍正年间，广东兴宁移居醴陵的廖仲威在沩山发现瓷泥，即向小沩山寺的住持租赁山岭采泥，创设瓷厂，招工传习，为先师樊敬德建樊公庙，以沩山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瓷业生产集群，一度“炉火蚀天”，盛况空前，被誉为“小南京”。“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将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就是当时场景的生动写照。

但是，历史的车轮辗转向前，醴陵瓷器在由粗瓷向细瓷演进过程中，正值中国封建制度步入衰亡的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洋瓷”在国内肆意倾销，一些历史名窑也“日薄西山”，中国陶瓷业在一片衰败的悲歌声中奄奄一息，醴陵陶瓷同样如此。衰微的国运和残酷的全球市场竞争让醴陵陶瓷只能以创新救亡图存。这才有了一个旷世的陶瓷文化奇迹——创烧出釉下五彩瓷，在中国陶瓷发展进程中树起一块高大的里程碑。

当然釉下五彩瓷在醴陵横空出世，看似偶然，其实这是必然。首先，醴陵陶瓷薪火相传逾千年，产业基础很好。再说人才，釉下五彩瓷的创烧离不开两位瓷业先驱人物——熊希龄和文俊铎。其中，文俊铎是醴陵沩山人，他和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是同科举人。同怀实业救国、重振国瓷梦想的他们，自熊希龄从日本考察回国后，于1905年在醴陵创办起湖南瓷业学堂，首开我国近现代陶瓷教育先河。1906年又开设了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下的湖南瓷业公司。

此外，日本陶瓷机械的引进、日本教员的聘用、德国化工颜料的吸纳以及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运用......可以说，瓷业学堂荟萃了当时世界陶瓷最先进的软硬件。当然，浸润在醴陵人骨子里“吃得苦、霸得蛮” “敢为天下先”这些湖湘文化特质也是创烧釉下五彩瓷的特别加分项。

数年的卧薪尝胆，1908年，瓷业学堂开始试烧釉下彩瓷，以求在瓷器上展示一个新的釉下多彩世界。师生们通过反复测试，终于成功研制出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褐色五种高温釉下彩颜料，新烧制的彩绘瓷器颜色多样、晶莹润泽，富丽堂皇，再覆上一层透明釉，里面的图案就变成看得见、摸不着，光滑透亮，永不褪色了。

釉下五彩瓷横空出世，惊艳了全球。《醴陵陶瓷志》记载：从1909年到1915年间，先后参加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灵博览会、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均获得大奖，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国际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1911年《时报》评论说：“风潮所至，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

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原所长陈海波在谈及这个话题时，是这么说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是陶瓷界一个独特的品种，国外没有、国内其他地方也没有。为什么人家做不出来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世致用，没有这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没有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凤凰涅槃，更没有醴陵陶瓷当今的生机盎然、气象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