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沩山村古窑。图源：潇湘晨报

□王小杨

醴陵有不少非常有意思的过年风俗，比如正月里要“耍灯”、杀年猪焙肉、打发财豆腐、蒸酒试运气、炆过年萝卜。

最近，我关注到其中一项名为“开笔仪式”的过年风俗，也称为“画家开笔”或者“开笔画福”，我在中国文明网主站1月26日发布的一则名为《正月初二 写“福”字祈求新年如意》的文章里读到，该仪式起源于清雍正年间，于醴陵沩山村兴起。每年春节初二，画家们都会在瓷厂举行开笔仪式，以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瓷厂生意兴隆，这就是醴陵独有的“画家开笔”的新年习俗。

除了画家写“福”字，在场的工人们，也都会互相之间写“福”字赠送。该习俗仍被保留和传承，如今更多演变为画家好友之间新年互祝的雅集聚会，但“写福字”和“合作作画”这两个核心习俗依然不变。

为什么我会尤其对这项过年风俗感兴趣呢？一是它高度凝练了醴陵的地方性特色，醴陵作为“中国瓷都”以及一个艺术感很强的城市，这项风俗非常紧密地长在其文化肌体上并作为其核心产业的直接精神产物；二是我发现“开笔写福”这个词很眼熟，康熙年间清代宫廷里就有“开笔写福”，后来在乾隆年间，它甚至已经成为庙堂之上一种制度化仪式。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在其著作《乾隆帝及其时代》及《清前期史》里都提到过这点：“十二月朔日开笔写‘福’字，分赐王公大臣。”不同于醴陵民间百姓之间的互动，这个“开笔”的主体是皇帝，进行的场所是朝廷，“受赐”的对象是身居高官的臣子。它属于政治叙事的一种。

从时间上，宫廷仪式稍早，但奇妙的是，我们如今可以看到，随着王朝更迭、颠覆，象征皇权的“开笔书福”典礼也随帝国制度一同烟消云散，只有在史书中才可艰难寻得一言两语。但我们却依然能在今天的醴陵日常，今天的醴陵报道里，触摸到那个同样名为“开笔写福”的古老脉搏。我这里用诗句来更形象地形容，前者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后者则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就导向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富丽堂皇、壮阔威严的王朝之笔，在历史进程里被永久地搁置了，最终成为被众人遗弃的某种冷僻静态知识；而作为地方“生活叙事”的醴陵开笔，却依然是一个鲜活的、进行中的文化实践，为何宏大精致的王朝之礼敌不过地方性的民间习俗？为何依附于最高权力的文化实践反而更为脆弱？为什么唯独醴陵的这项过年风俗能如此坚韧地穿越时间呢？

醴陵瓷人画瓷。图源：潇湘晨报

我想拿“冠冕与肌肤”这两个词来作譬喻。

王朝的“开笔写福”如同一顶华丽的冠冕，是的，它足够精美绝伦，但那佩冠者，却只能是那个呼风唤雨的当权者。它的存在全然地依赖于一个前提：皇权的稳固与帝国的延续。这项仪式是垂直的、单向的、封闭的。垂直，因为它严格遵循君臣等级结构，皇帝是唯一的书写者，臣子是恭顺的接受者；单向，因为“福”的流动只能自上而下，象征着恩赐与服从；封闭，因为它局限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参与者必须是帝国官僚体系的顶端成员。王朝仪式是政治的具象化，其主要功能是确认权力关系、强化统治合法性。皇帝赐福，表面是祝福，实质是提醒：福泽的源头在于皇权，臣子的荣辱系于君恩。冠冕是极美的，可那种脆弱性，在时间长河里同样是极其经不起摧枯拉朽的。

而醴陵的“开笔仪式”则截然不同，它不是冠冕，而是肌肤。肌肤是个怎样的特质？就是它不仅紧密贴合身体，贴合土地和民众，而且随着身体的生长，它能灵活地做出变化，经过损伤后还能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醴陵的这项传统是水平的、互惠的、开放的。画师与工匠虽然技艺有别，但在仪式中是平等互赠福字的同行，甚至工人之间相互增福，老百姓互娱互乐，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有个风俗聚在一起乐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样的一种“水平”；同时它也导向了一种互惠，“福”在参与者之间循环流动，形成情感与象征的交换网络，大家都能从中获得某种情绪价值和情感连接；再者是“开放”，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壤上的地方产业社群，任何从业者都可参与，形式和场所也能随时代变迁而调整。

这种根本差异决定了两种传统面对历史变革时的不同韧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紫禁城的开笔礼立即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何来御笔赐福？但醴陵的开笔仪式如同陶土，看似质朴却可塑性极强，能够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找到存续的方式。

醴陵的开笔仪式本质上是生计的仪式化，其主要功能是凝聚行业社群、祈愿生产顺利。对于陶瓷从业者而言，一年的收成取决于瓷器的销售，而销售又取决于技艺、协作与市场环境。开笔仪式通过集体书写福字、合作作画，强化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同时表达了大家对新的一年市场顺遂的祈盼。这种与生计直接相关的属性，使其只要陶瓷产业存在，就有延续的价值。

直观来看，近三百年来，醴陵的开笔仪式也的确呈现出了非常具备弹性的演变历程。从清代的行业祭祀，到民国时期瓷厂的开工典礼，再到当代画家间的雅集聚会；从必须正月初二清晨举行，到灵活为“元宵节前完成”；从大型集体活动，到小型同行聚会……你看到这种形式不断地顺应时代进行调整，每一次开笔，不仅是在重复仪式，也是在续写故事。这种自我叙事的能力，使得传统始终与当代人的生活经验相连。它就像千年窑火不灭的醴陵陶瓷业，从青瓷到釉下五彩、从传统器型到现代设计、从本地市场到全球贸易，在这个过程中，醴陵形如一条流动的、有生命的河流，在流淌中不断吸纳新的支流，改变形态却不改方向。这种笔走龙蛇的能力本质是什么？就是极大的公共参与性和生计相关性，一代代人坚持传承，你永远不用担心它会被掐断在时间之单向线条中。

如果王朝的开笔礼建立在一种断裂的时间观之上，那么当王朝终结，整套礼仪体系便瞬时崩塌，与当下失去所有联系，成为了只能被研究的纯粹历史；那么醴陵的开笔仪式则体现了一种绵延的时间观。正如当下仪式的每一次开笔，都是传统的重新激活和诠释；于是每一代参与者，都既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传统的创造者。这种绵延性源于民间文化的实践优先特性。与依赖文本的精英文化不同，民间文化主要通过实践传承。实践具有天然的灵活性，面对新环境，实践者会本能地调整行为方式，同时努力保持行为的核心意义。

两种“福”字，两种时间。今天，当我们面对醴陵画家在红纸上挥毫写下的福字，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皇帝御笔福字时，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处境。这一整件事情最让我震撼的是，你发现王朝试图用权力凝固时间，将瞬间变为永恒，最终却被时间抛弃；民间承认时间的流逝，却在流动中找到了延续的智慧。也就是说，微小、平凡、无处不在的民间叙事，其实更能拥有未来的那个可能性。

醴陵的开笔仪式仍在继续。每年正月，画家们仍会相聚，研墨铺纸，写下新一年的第一个福字。这个动作已经持续了三百年，还会再持续多久，我们无法预料。事实上，它没有被郑重地载进王朝叙事的史书，也没有被放在国家级展览馆任人参览，但它却永恒地，以一种健康、美好的姿态屹立、挺拔着。你看到，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并不是用来被供奉、记载、瞻仰的，而是被生活、实践、传承的。当一种传统真正融入人们的生计、情感与日常，它便穿越所有时代之更迭，获得了最坚韧的生命力。

野火奈我何？且看，且看春风不息。